先哲有言曰：“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涕，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酸心者，其人必不孝。”然读《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而不酸心流涕，其人必不忠、不孝、不义矣。申祐传集中体现于“救亲于虎口、脱师于逆鳞、殉难于从龙”之三烈。本文拟专注于申祐“殉难于从龙”考证，即对土木之变前后，涉及申祐“殉难于从龙”关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考辩。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师也先率军兵分四路、大举南犯，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不顾百官劝阻，偕王振并官军御驾亲征。亲征大军用半个月时间行至大同，因粮草断及战事变化，被迫决定回师，在回师路途中被瓦刺追击，还至土木堡时，很快被瓦刺包围，十五日，也先用假议和之计诱使明军移营南撤，趁混乱之机，也先率兵将明军击溃。致使英宗皇帝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数百名官宦殉难，亲征军全军覆没。申祐在这场洗劫中，甘范纪信，乘銮远驭，保帝驾以全归，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成就申祐虽短暂一生，集“救亲于虎口、脱师于逆鳞、殉难于从龙”之三烈（忠、孝、义）于一身，为后世树立了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支柱。
（一）土木堡两军交战始末。
1、车驾还至土木及被包围时间。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蒙古也先骑兵追至，英宗派遣朱勇等领三万骑兵应战，皆败死，无只骑回。是日，黄昏以前（下午约七点），车驾还至土木堡。蒙古骑兵从十三日晚开始，各路骑兵向土木堡集结，至八月十四日，巳时（上午 9 时正至上午11时正），蒙古骑兵完成对明军的铁壁合围。明全军被困，兵士束手饥渴。《天顺日录》：“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
2、也先请求议和过程及谈判时间。十五日午时（上午 11 时正至正午13时正），明军伏于近两天挖掘的战壕里，忍饥渴严阵以待，应战队列没乱，应对骑兵的法宝就是战壕，双方对恃至中午一点多，虽未开战，但明军官兵都有因渴不支的情绪。《天顺日录》：“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也先虽然铁壁合围，但面对伏于战壕里的十多万武器先进的明军，不敢妄动，根本没有取胜的信心，才“调虎离山”之计，详装议和，约于中午两点派遣察毡（蒙古人名）持书来请求议和。《明通鉴》“壬戌（八月十五），额森（也先）以书要和，许之。虏佯退，王振亟传令移营。行未三四里，敌以劲骑四面搏之，我师大溃，…。”《正统临戎录》（明 杨铭撰）：“也先领人马直至土木，我差火吉、马亮前去与也先答话讲和。也先差使臣同火吉前来，未到我营，我起营了。差来使臣察毡就将火吉杀了。”《正统北狩事迹》（ 明 杨铭） ：“至土木，也先追至。上遣火吉、马亮与讲好，也先亦遣使来赴。未至而我营动，遂杀火吉以去，蹂我师。”《否泰录》（明 刘定之 撰）：“十五日，虏使持书来， 以求和为言。召曹鼐草诏与和，遣二通事与虏使偕去。”这时明军当然十分愿意议和，于是立即诏曹鼐等大臣与蒙古使臣察毡商议，并草拟与也先讲和的诏书，然后遣火吉、马亮二臣与也先使臣察毡一起去也先营谈判。这个过程约需要两个小时，即至下午四点时派使臣遣火吉、马亮与与也先使察毡一起前往也先营进行谈判。约半个时辰到达也先营进行谈判。谈判的时间至少也是要两个小时，即下午六点半时，火吉、马亮、也先使臣才从也先营出发，向明军走来。只可惜，王振急于矫旨令六师移营就水，回旋间行列已乱，给蒙古军冲杀机会，导致提前交战。所以推定交战时间为八月十五日下午六点半。
3、两军交战时间为下午六点半至左右。《汝宁府志》人物赵敏：“八月十五日，次土木，日暮风沙起，敌兵四集，矢下如雨，须臾师覆，及风止。不知车驾所在，众欲南奔，敏曰，嵇绍荡阴之事，诸君独不闻耶，乃易服（轻慢地上马）跃马而北陷于阵死焉。”考北京中秋节“日暮”时刻约为七点左右，就是说至下午七点时交战几乎结束。这里“须臾师覆”是一个情感用语，表明很快就全军覆灭。真实的情况，十多万的明军，是不可能“须臾师覆”，所以就算是被动冲散，结合小规模的抵抗，也要一小时才能结束战斗。则到下午七点半战斗结束。
（二）英宗皇帝被俘过程考
两军开战，明军出乎想象地舜间乱成一团。蒙古骑兵一边冲杀，一边高喊，解甲投刃者不杀，于是明军“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迭如山。”另据《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在明军大溃败时，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引颈就戮，皇帝身边也并不是一个人都没有，隶属于皇帝的三百亲军始终不曾离开阵地，这三百军人颇有斯巴达勇士的风范，在面对十几万蒙古军一边倒的杀戮时不曾退缩，并且在最后关头仍然骄傲地说：“我等系大明皇帝的臣子，岂可弃君逃跑？”最终这三百勇士壮烈殉国。只有宦侍、虎贲，为保护皇帝和大臣们，只能有防御性的抵抗。结局是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皇上在亲兵及侍臣誓死护卫保护下乘马突围失败，被蒙古骑兵俘虏北去。
1、英宗骑马未能冲出包围圈，遂坐以待毙
英宗从车驾出，骑上马突围的时间。交战从六点半开始，至被完全冲散，也是约半个小时，英宗的车驾被包围，英宗必须从车驾转移至容易奔跑的单骑战马上。即由身边的侍从申祐、刘会将英宗扶上战马，并快速马冲出，远离车驾。果然蒙古兵立即云集而至，申祐与刘会及其他侍卫、驾士就佯装车驾拉着“英宗”往英宗骑马突围的反方向冲跑，追杀车驾就成为蒙古骑兵的主要目标，从而给英宗骑马突围时间空间。《民国英山县志》：刘会，“遇土木之变，会独周旋左右，遂罹惨苦。”又卷十一忠节：“刘会，字嘉会，正统乙丑进士，官户部主事，十四年上北征，同年友罗绅当扈从，母病难其行，会乃请代，土木之变，车驾被围，会扶上乘马出，既敌众大集，遂遇害。”《否泰录》（明刘定之 撰）：“八月十五日，…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虏拥以去。”《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二百有八十年二十七帝：“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上下马盘膝南面坐，有一敌将索衣甲，不与，欲加害。”
皇帝突围时没穿着武弁服,武弁服虽为皇帝专用服，但因是专门为出征而设计的，所以也近似战袍，这对常年骑马征战的蒙古人，没什么好奇的。但多个史料均载英宗被俘时“有一敌将索衣甲，不与”，《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也载“一个瓦刺士兵要来肃取他衣甲，见他衣着、神色皆与众不同，就推拥着他去见也先的弟弟塞刊王”。表明这个衣服特别与众不同，才引起达子的注意，并想夺为已有。骑着御马，没有坐车，这近接为申祐代英宗乘舆提供了可能的证据。
2、英宗被俘的时间与地点。
如前述，《天顺日录》与《汝宁府志》(汝宁府，府治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区域主要包括今河南驻马店大部分及信阳部分地区。)分别记载交战开始及结束的时间节点。这是笔者发现唯一记载土木之交战，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描述。日暮时分为战斗结束的时间，当也为英宗被俘的时间以“日暮”及北京时区考定为下午约七点左右，即此时战斗基本结束，进入打扫战场阶段，英宗当于此时被俘。
《明史纪事本末》 卷三十二：“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被拥以去。”《国朝献征录》（焦太史编辑）卷之十二•内阁二•直文渊阁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学士张文僖公传（澹园集）：“虏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击，我军□相蹈藉死，虎贲近侍，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虏拥以去，而公与鼐俱没阵中矣。”说明被俘地点当在土木战场蒙古人的包围圈内。
3、申祐“甘范纪信”，英宗免于乱箭
战斗一开始，英宗的营帐就成为冲杀的最大目标。多数史料载“英宗车驾、侍从无一得脱者”，可以间接证明。《皇明文征》卷七十三、《福建通志》巻七十三•碑铭载《张毅斋先生墓表》：“节鋈靷，无脱者。”即是说英宗车驾的驾士全部阵亡。这也表明冲杀的主要对象是英宗皇帝的车驾。
《安州志》孙庆：“及敌围御营，庆竟死于军”。《温州府志》养正，名蒙以，字行潮光子，正统己巳之变，先事陈谏弗从，扈驾次土木，也先冲逼行营，臣属惊怖。养正独卫护弗避，及驾北狩死之。《三河县志》忠节（卷十二，乾隆25年修）：“李恭，王会社人，正统间，由例贡任鸿胪寺序，随正统北征，木土之变，周旋不离左右，卒死于难。”《汝宁府志》赵敏：“八月十五日，次土木，日暮风沙起，敌兵四集，矢下如雨，须臾师覆，及风止。不知车驾所在，众欲南奔，敏曰，嵇绍荡阴之事，诸君独不闻耶，乃易服（轻慢地上马）跃马而北陷于阵死焉。”
综了所述，如没有申祐代英宗乘舆远驾，引开蒙古兵，给英宗骑马突围创造时间和空间，那么万剑齐射英宗坐驾，如申祐之死法当为英宗本人，所以没有申祐代驾乘舆，那英宗是必死无疑。
二、申祐扈从前的准备
《大明会典》大明会典卷之五十三：“扈从官、五府堂上官各一员…。都察院堂上官二员、浙江等十三道监察御史各二员、办事官四员、吏十三人。”所以申祐是以四川道监察御史的身份，指派扈从。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都察院派遣御史人员名单议定后，已经很晚了，约计今北京时间九点半，才回到自己的寝室，收拾整理自己的物品，并修家书。《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载：“忙忙然，归烧灼牖（yǒu），下撰诫告数百言，备录往事，…。”农历七月十五日，约为二十四节气的夏至前后，应该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时段，而申祐归来时“归烧灼牖（yǒu）”，说明其时已经完全天黑，推之为北京城九点半。
（一）申祐知道，此去凶多吉少
《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载：“正统十四年边关失守，紫荆居庸为虏坦途，蠢尔也先长驱入寇，王振不谋于朝廷，挟天子亲征，公见危授命，挺身扈从，公竊（窃）谓刑馀之人，岂帅师之长，子恨梗蛮之坚执，不可以口舌，尊主若辱臣必死，誓不生入玉门关。”这段文字应该是来源于申祐出征前“下撰诫告数百言，备录往事遗”。也是申祐出师前就作好尽忠的心理准备。也说明申祐出师前下撰的家书，随私人物品一起，在土木之变后由邹庆承担转达到务川县火炭丫申祐家人的。
1、出征前舆论不吉。英宗亲征，是在一片反对声中独断而行，朝野内外对本次战役早已经议论纷纷，持悲观的居多。所以贪生怕死的小人就千方百计躲避扈从，对皇帝忠诚的大臣就起誓“尊主若辱臣必死，誓不生入玉门关”，毅然扈从。如《福建通志》载姚铣，甲辰（1424）进士，《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忠烈部：“铣字孟声，扈从征死于土木之难，先时铣自誓，必死，别家人诗曰：许国丹心今日尽，输忠白骨几时还。闻者悲之。”
2、不少人借故躲避扈从。点差扈从时，就有人千方百计地找借口而不陪征。如章瑾就是这样的人，《万历野获编》卷十五•科场…正统元年丙辰，二甲进士第十五名章瑾，为礼部左侍郎张敞之子，试时竟不引例回避，瑾后亦至礼部右侍郎；《水东日记》卷一•土木六科点差（点派差遣）：“己巳七月十五日，六师明日在行，六科议，兵刑二科文书多，独用二人，兵科都给事中姚铣，其次则盛（叶盛），刑科掌科事给事中鲍辉，其次即季聪。皆治装矣，未申间忽礼科约具奏，乞点差，盖章瑾惮（ 意为“畏惧”）行，闻都察院、尚宝司得旨俱用次一人，因有此举。俄而六科奏下，俱掌印官行，而姚、鲍因得尽节，瑾竟以此得罪谪死。乃知一行一止，死生荣辱，固自有定，私智小数之人，乃欲以区区心力胜之，不亦愚乎！”又如《严州府志》：“俞鉴，…十四年也先犯顺，郎中胡宁当行，以疾求代，鉴慷慨许，诺有以子幼、家远沮之者，鉴厉声曰：国事如此，可言及身家耶？”也表明当时有不少人借故不愿扈从。
（二）清理私人物品
正南地及火炭垭两地均是申祐子孙，分别保存多个版本的《申氏族谱》，都载入《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且比思南府志及贵州通志所载的《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要详细得多，显然通志与府志在编辑时对《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的内容是进行取舍的，辑去了很多细节而集中体现“三烈”。据《申氏族谱》记载，申祐出征前夜晚，对自己的私人物品进行清理，分类包装，并附书信一封，一并交给官房管理人员,即“付僕持”。据《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载：“…并吴道子写真三幅，琴囊书一束，浣衣一袭，赤舄一对，戏竹一对，付僕持，…。”该文对申祐清理个人物品记载如下。
1、吴道子（唐著名画家）写真三幅。考吴道子，其一生主要是从事宗教壁画的创作，题材很丰富，兼工山水，描绘蜀道怪石崩滩很有名气。申祐清理包装的这三幅画，多半是吴道子“蜀道怪石崩滩”等山水画，出于故乡情结，或揆度申祐喜欢“蜀道怪石”，当知祐是十分喜欢山水画。
2、琴襄、书一捆。明代琴为琵琶，详见《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三卷》第十六页载琴的制作标准：用桐木面，梓木底，长三尺六寸六分，黑漆身，临岳焦尾，以铁力木为之，有阔六寸，尾阔四寸，七弦，俱带轸，其面有徽十三，底有鴈（雁）足，護轸各二，用朱红漆几承之。申祐饱读诗书之余还非常酷爱音乐，弹奏弦乐。
3、（戏）竹一柱。申谱原文为“竹一柱”，经反复比对，笔者修订为“戏竹一对”。考《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三卷•乐器制度大乐制度载：戏竹一对，红漆竹，长六尺，贴金木龙头，长七寸，口衔红竹丝二十四茎，各长四尺五寸，上有彩色线帉錔，作指挥乐队的器具。如上述，祐有音乐才艺，不仅个弹奏演唱，还能组织指挥乐队进行演唱表演。在生与死的考验时刻，整理自己“遗物”时，还将这“戏竹一对”作为珍贵或心爱的物品进行登记包装寄存。
4、浣衣一袭。即多次洗过的衣服一套或旧衣一套。《大明会典》卷六十一第十二页载：七品冠二梁，御史加獬廌（zhì），古代传说中的异兽（一说独角兽），能辩是非曲直。古代法庭上用它来辨别罪犯，它会攻击无理者使其离去。革带用银佩，用药玉绶，用黄绿赤三色丝织成練鹊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银笏用槐木。
5、赤舄一对。《汉语大词典》第9卷 1169页：古代天子、諸侯所穿的鞋。赤色，重底。亦谓之金舄，以赤兼黄朱，近于金色也。《大明会典》卷六十第二十五页载赤舄图。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于裳。即申祐上朝所穿的鞋子一双，为特制的官员穿戴，赤色，重底。
（三）忧心如焚，长夜无眠
《申氏族谱》载，申祐把家书修好，物品整理打包好，交给负责后勤服务的司务人员“侍仆”后，就一心想着皇上亲征，将要面对的重重困难，没有躺下休息片刻。而是“归坐以待旦”天亮，“闻大君已出得勝门，公遂不脱冕，而行及两军。”可以清析地感受到，申祐于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晚，从都察院处理完相关工作，受命扈从后，回到寝室，点上油灯，撰写家书，并整理个人物品，进行相应的包装，交给负责后勤服务的仆侍，意即如果此去不复，则将清理包装物寄与家人。然后是坐着等到天亮，听到皇上已经从得胜门出来的礼炮声或喧嚣声，就出门走在左右军列队的中间，向北出发。这里也可以判断，申祐从十五朝会至十六日早出发，没有换衣服，是穿的标准七品御史朝服。也表明申祐的寝室距得胜门不远。
三、申祐在行军途中履行御史之职责
1、与杨善、袁彬合议清理内奸喜宁。《申氏族谱》：“扬善潜入省帝与公密谋，纳袁彬之计，杀喜宁于军中。《黔诗纪略》（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第18页：《忠节申侍御祐 一首》“…先是校尉袁彬阴悉奄人喜宁通贼状，告天锡，共图之。鸿胪寺卿杨善潜入省帝，天锡因与密谋，用彬计杀宁。天锡寻死。善间行脱，还朝。而宁降，数为也先画策，索赏赐，导入边寇掠。帝既为也先拥去，令也先使宁还京索礼物，而潜命彬密书报边臣。至独石，参将杨俊禽宁，送京师，明年三月磔于市。其谋遂蓄自彬，实因天锡先成之。”表明在行军或宿营时，申祐与英宗是在一起的；申祐、李贤、曹鼐、杨善、袁彬等一起商讨，铲除内奸喜宁及王振之事是可信的。
2、与曹鼐、李贤商议欲帐前处死王振。《明通鉴》卷24载：车驾初发时，侍讲学士曹鼐谋划捽杀王振，以劝驾回师。他对从行御史说：“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尘，六军气丧，切齿于王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王振而碎其首于驾前，数其奸权误国之罪，然后遣将领诣大同，则天意犹可挽也。”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第38页：“…八月二十八日，…官兵们忧心忡忡，以致于随行的御史李贤，与其他几个御史密谋，试图杀掉王振，好劝说皇帝回銮，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明史》列传第六十四李贤：“扈从北征，师覆脱还”证明李贤是土木之战随行文臣。
国朝典故卷之四十八《天顺日录》载：“予（指李贤）不胜其怒，与三五御史约，谓：”今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无不切齿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驾前，数其奸雄误国之罪，即遣将领兵诣大同，而驾可回也。”欲谋于英国公，不得间，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
综上所列据证，证明申祐是作为侍从御史，陪伴英宗皇帝左右。袁彬、曹鼐、李贤等与随行御史商议，司机铲除擅权误国的王振及内奸喜宁，可惜没得逞。这里“随行御史”当指侍从御史，亦即申祐。
四、申祐于土木乱阵“代正统驾和旙阵亡”
《滇黔志略》（昭武绥城谢圣纶研溪辑）第277页载谢圣纶对肖重望为申祐奏疏所作的按语：“正统时，太监王振揽权开衅，因致乘舆播迁，宗社几危．南内凄凉，有同垒囚。纵使明正其罪，斫棺戮尸，讵足以伏诛而蔽厥辜!胡为乎复辟而后，汲汲然赐以祭葬，刻檀为像．颜其祠曰‘旌忠’？磋夫!申传御身代天躬，值危亡旦夕之顷，卒保帝驾全归、蛮舆反正，伊谁之功?顾乃通纪不挂一字，荫典不及一言。英宗抑何惑溺寡思、是非颠倒至于此极，殊令后之读史者为之希虚太息，愤然不平也。”
申祐死节，申氏谱、贵州通志及思南府志均记一致，即危亡之际，申祐代圣銮驾，掩护英宗突围，英宗几次都是骑马突围，没有坐车突围的记载，证明申祐“代圣銮驾”之说是可信的。突围细节正史无载，但通过大量查阅地方史志，可得到土木乱阵中，申祐阵亡的过程细节，且阵亡时间为1449年8月15日下午日暮时分。
（一）危亡时刻，申祐主动呈献皇上脱身之策
《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敖宗庆，嘉靖丙午公元1546年）“因得奏帝以脱身之策，公甘犯（笔者疑似“范”）纪信（替身刘帮解荧阳之困的纪信，被项羽烧死）之”。这是目前所有述及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事件的唯一证据，表明替身掩护英宗突围，是申祐“甘范纪信”，绝不是如民间传说，是英宗贪生提出的。由于明军不堪一击，眼看全军溃败，圣上危亡舜息，申祐急中生智，主动向圣上呈献护驾之计，由自己佯装皇帝，乘英宗的车驾，向反方向冲刺，掩护英宗脱身。
因此，把申祐主动“甘范纪信”，做英宗皇帝的替身而死的事实，反演为“上命群臣中，选有与朕貌相合者，不妨代朕乘舆，庶脱朕难。众推申侍御与君貌若相似，即命以身代躬。乘銮远驭，保帝驾以全归。”这和当时的情景不合。这亦可能是平日大臣们都觉得申祐与英宗皇帝貌若相似,于是以“申侍御与君貌若相似”，“乘銮远驭，保帝驾以全归”的事实来合理的推断产生这个事实的原因。即《贵州前事志第二册》及所有贵州地方志典籍所载“秋七月，辛酉，御史申祐丛跸于土木，死之。当时，求似帝貌者，众以祐当之，遂及于难。”当属受土木之变时留守文官不满英宗氛围的影响，总是把问题往英宗身上推。
（二）申祐是以英宗皇帝替身而入天子车辂
如前所述，天子车辂出行，配备是非常齐全的，特别有“具服、幄殿各一”，这是皇帝休息更衣用的，那么皇帝亲征穿的武弁服也有供换洗而备用”。申祐得逞替身皇上之计后，是自己驾驶帝车还是入帝车由驾士驾驶。没有史料可考，但天子车辂运行是个复杂的系统，单辂马就有八匹，只能是专业的驾士才能让天子车辂快速远驭，达到掩护皇帝突围的目的。即推理为申祐是穿着英宗备换洗的武弁服，佯装英宗入坐皇帝车辂，由驾士驾驶进行掩护皇帝突围的。
另据《湖广通志》卷60忠臣：“明李琥，武昌人，宣德时由贡授左军都督府都司。土木之变，随英宗，职掌槖饘侍左右，备经艰苦，誓死不渝，卒防其难。天顺间，廕子入监（旧通志）”《武昌县志》卷六忠烈（第433页）李琥：生而颖毅，由贡生授左军都督府都事，正统乙巳之变，随驾北狩，职槖（tuó,囊也）饘（zhān）捍牧圉（牧圉:mù yǔ牛马，借指播迁中的君王车驾）侍左右，备经苦楚，执而不变，有宁武子之风，卒蹈钟刘之难，以身死之，天顺初追纪其劳，恩子汉入监。《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忠烈部所载亦同。这也证明上述的推定是合理的。李琥就是专门管理英宗车辂的，并为坚持保卫车辂至死，所以其志有“侍左右，备经苦楚，执而不变”。
（三）申祐阵亡时间考。
战斗从一开始，明军指挥中心（营帐及英宗车驾）就是蒙古兵进攻的主要目标，所以战斗以英宗坐驾覆灭为重要标志，坐驾配套的驾士、护卫及车内申祐合计至少在100人以上（开始标配约300人），在往北面佯装突围过程中，很快就被蒙古兵团团追杀，申祐及全部人员均英勇就义。蒙古兵以为皇帝及其护卫已经全部消灭，明军也因英宗走失，而全军溃散，大臣们因“主辱臣亡”而就义。结合前述英宗被俘的时间推定，申祐阵亡时间当在战斗结束前，即比英宗被俘的时间约早半个时辰，为1449年8月15日下午七点半左右。
（四）申祐及宦侍、虎贲身中乱箭，形如刺猬
明史中记载土木之变的史料主要有《否泰录》《北征事迹》《北使录》《国朝献征录》《名臣经济录》《明史纪事本末》，遍阅通篇，没有记载武将奋力杀虏的情节，只有记载“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证明只有个别、局部为保卫皇帝或重要大臣而有防御性的搏击。
《否泰录》（明刘定之 撰） 载... 蹂阵而入，奋长矛以击我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虏丛入中军，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虏拥以去。文武军吏免者，蓬首赤身踰山谷，连日饥饿得达关。虏举我辎重，惟取金银珠宝贵细者。其实虏众仅二万，我师死伤者过半矣。
《明史纪事本末》 卷三十二：... 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被拥以去。
《名臣经济录》载：... 逾堑以回旋之间，行列已乱，争先奔逸，势莫能止，敌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击我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乗马围，不得出，敌拥以去。文武军士幸免者，蓬头赤身，逾山坠谷，连日饥渇，得达闗上。敌举我辎重，惟取其金银珠寳贵细者，其实敌众仅二万，我师死伤者过半矣。
《北征事迹》（明袁彬 撰（明）尹直 录）：也先拥帝北上，英宗的众多侍从抛下英宗不顾，仓皇逃命去了。另《国朝献征录》（ 焦太史编辑）、《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所载同。
《北使录》（李实撰）：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躏，虏冠大肆杀戮，邀留上驾。十六日，遣报飞至，奔溃回京者皆残伤裸体，京师恐怖。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三大营十几万人中选精锐十万。
综上所列，土木之变作为两军相遇的一次战斗来看，明军是被动地被也先所部冲杀，明军不是战败，而是被也先部冲垮、冲散，明军将士要么被杀，要么弁甲逃跑。唯有护驾的忠臣们，特别是申祐，可叹为壮烈、惨烈，所以有《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滇云巡抚敖宗庆著）载：大帝还北狩之辕席，二祖（太祖朱元彰，成祖朱棣）三宗（仁宗、宣宗、英宗）之灵，完致身君之义，迄今塞上翁猶提公之姓字，悲更不能言也。就边土木堡附近村寨的老陌姓，代代口传，传颂至1546年时，老翁每提及申祐之名，就悲痛梗咽。
《李东阳集》第一卷第183页，李东阳诗一首，挽张御史洪死土木之难：“平城敌骑纷腾薄，大驾亲征向沙漠。汉家将军令不传，四十万人俱不还。百官扈从争赴死，玉佩金章者谁子。道旁白骨无人收，中有豸冠张御史。…。”也正恰是“道旁白骨无人收，中有豸冠申御史。”
五、申祐甘范纪信考
究竟是英宗下令“代朕乘舆”，还是申祐主动“甘范纪信”这是个原则问题，关乎英宗在关键时刻，想到的是国家大义还是个人安危？也关乎申祐“忠节”。不容混淆，有必要进行考正。
（一）申祐主动要求替身英宗，转移蒙古兵追杀视线，保英宗免亡于乱剑。申祐主动要求，符和申祐一贯的忠君爱国思想，为国捐躯是申祐的最高追求。申祐小时候常与舅父李盘讨论人生价值，如《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三载《长官李盘死命传》：“…御史申公祐，公之侄甥，忘年与之友。每论及时事，公大声曰：“身蹈白刃之锋铓，血润原上之野草，然后不愧舍生取义之道。”申公曰：“丈夫当如此卒之”。再是申祐于1429年为舅父李盘写吊言：“…忆昔接公论，意气慨以慷。洒血润原草，倾身抵剑铓。男儿贵取义，苟活安足芳。公今得死所，里闬亦有光。…。”足见在英宗存亡关键时刻，哪容别人指使，请示（就是告知）、换衣、扶英宗上马、申祐代驾“乘銮远驭”，这一系列的连贯动作是快速完成的，所以从当时时间上不容“上命群臣中，选有与朕貌相合者，不妨代朕乘舆，庶脱朕难。众推申侍御与君貌若相似，即命以身代躬。乘銮远驭，保帝驾以全归。”这么一个慢慢的过程。
（二）肖重望最先述及“上命群臣中，选有与朕貌相合者，不妨代朕乘舆，庶脱朕难”。笔者广阅明代史料，均无所获。明代贵州通志及思南府志均不载。
肖重望《题奏缺漏忠孝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向万历皇帝详细叙述申祐“救亲于虎口、脱师于逆鳞、殉难于从龙”之三烈时，其述及“两军对垒，危亡旦夕。上命群臣中，选有与朕貌相合者，不妨代朕乘舆，庶脱朕难。衆推申侍御，与君貌若相似，即命以身代躬，乘銮远驭，保帝驾以全归。”此文经笔者考证，是1603-1605年间，肖任御史呈奏的上疏。并得到万历皇帝的谕旨：“奉圣旨，忠臣申祐，代驾死节，忠孝名臣，实绩有据，本当優恤。速令入祠享祀。谥廕，着礼部议奏。”至此以后，似乎肖重望的《题奏缺漏忠孝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成了申祐“三烈”的权威诠释。都转载“上命群臣中，选有与朕貌相合者…。”
程敏政于弘治十至十一年著《申侍御缺祀典谥廕遗本》：“臣伏思之，前御史申祐，烈加稽侍中，而报不及一断臂女子，国祀无闻，乡祀无闻，里中不尝一豆，而袭廕忘其裔叶，岂能及此桥边三毛公哉。此其故，臣甚憐焉。”只述申祐没有得到抚恤，不述及相关过程。
田秋于1536年著《申公事略》：“至土木，乘舆北狩，遂死之。”只说到申祐是乘舆北狩，没有注明是英宗皇帝下的令或申祐主动献策。
敖宗庆于1546年著《申侍御忠孝义三烈传》：“因得奏帝以脱身之策，公甘犯（笔者注：范）纪信（替身刘帮解荧阳之困的纪信，被项羽烧死）之。”准确概括为是申祐机敏地、主动地向英宗皇帝呈“脱身之策”，即是申祐主动献计，而不是英宗为脱身而下的命令。
（三）肖重望上疏中重重地述及“上命群臣中…”。有为营造英宗个人欠申祐的情感氛围而作，也间接推为你朱家的皇子皇孙，应该回报恩人。土木事件为保护英宗皇帝而死的人成百上千，这在封建“忠君”价值观下，如实陈述，则因“主若辱，臣必死”是天经地仪，可能万历皇帝也会用“主若辱，臣必死”这个标准来衡量，于是可能不会同意肖重望上疏中要求给申祐谥号的请求。土木事件中主动为保护皇帝而死的成百上千，不足为奇。而在生死关头，由英宗下令，叫申祐代为替身，乘舆远驾，以保朕身完，这在整个土木死事中就成唯一一例，所以容易打动万历皇帝，从而顺利地为申祐讨回了公道。
《题奏缺漏忠孝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此文首刊《康熙贵州通志》，次刊《道光思南府续志》，再刊乾隆《贵州通志》及转引入各类史籍如《贵州前事志》等。
综上所述，申祐关键时刻，急中生智，代帝驾车，掩护英宗突围，而死于乱剑。推定其惨状和其他为保护英宗而惨死的护卫一样，全身插满蒙古人射中的矢箭，象刺猬一样的慘状，即“矢被体如猬”。
六、申祐殉国后，仅得敕命一道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景泰帝敕命一道，敕赠申祐、及其父申俊、谪母张氏、生母李氏、妻李氏五人相应的文林郎、孺人，赠、封荣恩。《明史》卷一百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载：景帝立，既贈卹諸大臣，自給事、御史以下，皆降敕褒美，錄其子為國子生，一時卹典綦備云。
奉天承运 皇帝
敕曰，朝廷设监察御史，欲其振纪纲两励风俗，以弼成国家之治，非得刚方清直之士，曷克稱兹。尔四川道监察御史申祐，发身科第，受职于斯，比以随征陷于战阵。劳苦可悯，良切朕心。今特进赠爾階文林郎、职如故。锡之敕命，以示褒嘉于戲。人孰无死，惟死于国事者，为至荣也。尔尚祇服隆恩，永慰溟漠。
敕曰，国家推恩臣下，…
敕曰，朕推群臣之才者，…。
敕曰，国家制恩之典，…。
敕曰，国家制恩臣下，而必及其家室者，所以重大伦也。四川道监察御史申祐妻，李氏，克谨妇道，以相其夫。兹特赠封为孺人，服此茂恩，永光闺阃。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庚午贰百叁十一号
景泰元年九月十一日江西道历事， 监生邹庆 蒙史部官引于 奉天门代领，次日 鸿胪寺官引于 午门外 谢 恩讫。
宣德七年 表背职匠：张童受，蒋顕宗；挽 匠：沈佛住。
以上五个敕命赠封，是合为一道敕命书，于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庚午贰百叁十一号发出。据《申氏谱•第五本》（火炭垭后寨申学伦保存）载景泰皇帝下一道敕命五人的敕书：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服此茂恩，永光闺阁。落款：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庚字二百三十一号，并加盖“敕命之宝”印。左上角落款：宣德七年表背匠张童受、织匠蒋显宗、挽匠沈佛住。背面落款：景泰元年九月十一日，江西道历事，监生邹庆，蒙吏部官引至奉天门代领。次日鸿胪寺官引于午门外，谢恩讫。落款有“宣德七年月日诰”为篆体。
申谱对敕书的记载和描述，考其书写格式、推封范围（四至七品，推封父母妻室）、用印（敕命之宝）等与《大明会典》卷六（功臣推封、诰敕）规定完全一致，反映出敕命书的制作、备用、领用的过程和当时宣德、正统、景泰同期敕书完全一致。
从落款“谢恩 讫”记录来看，这道敕命书没有用官方传递文书的方式，及时送达至务川申祐家中，这似乎与常理不合，但联系景泰元年内忧外患、生死悠关的严峻形势，根本无法顾及传达体恤之情，只有由邹庆（同乡、朋友、时又为监生，并历事于都察院江西道，身份特殊，可信可达）转达也就合情合理了。从六月二十一日，景泰帝用印发出至本年九月十一日，近三个月的时间，一直存放在奉天门内殿。至九月十一日，才由都察院江西道历事（监生实习）邹庆蒙吏部官员引至奉天门代领敕命书，并于次日蒙鸿胪寺官员引领街门外，谢恩讫。邹庆又最快也得于景泰二年春节后才能将此敕命书转达至务川火炭垭申祐家，（时申祐父母早已经去世），向申祐妻李氏及申祐三个孩子宣读景泰帝的敕命书。申氏族谱的这个记载与相关正史及邹庆的情节相符，是可信的。也说明邹庆于景泰元年任楚雄州知州的时间应为九月十一日以后，十二月底以前获得的任职。
同时《万历兰溪县志》恩封：龚全安之父龚可平、包良佐之父包用知、童存德之父童宠也于景泰元年六月因死其子死于王事赠封的敕命书。
七、与申祐一同殉国同职级人员刘会考
刘会，正统乙丑与申祐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与申祐同为七品部属官。己巳大驾北征，主事罗绅当扈从，母病难其行，会绅同部，且友善，乃请代往。遇土木之变，会独周旋左右，遂罹惨苦。
《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七：正统十二年八月庚申朔日食己巳擢进士周宣罗绅刘会徐昌监生吴玉杨伸俱为户部主事。《民国英山县志》卷十一忠节：“刘会，字嘉会，正统乙丑进士，官户部主事，十四年上北征，同年友罗绅当扈从，母病难其行，会乃请代，土木之变，车驾被围，会扶上乘马出既敌众大集，遂遇害。景泰初，敕建忠臣庙，荫其子端仪入监读书。旧志称其臣节友谊，皎若日星，虽千载，独凛凛有生气也，祀乡贤。”《民国湖北省英山县志》卷十封典：“赠户部主事刘会敕（景泰元年六月与申祐敕同时），户部司养民之政，其任非轻，故置属详于诸部，苟非其人曷称任使尔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刘会，发身科第，擢属地官，比以随征，陷于战阵，劳苦可悯，良切朕心，兹特赠尔阶承直部职如故，铭之敕命以示旌褒于戏，人孰无死，惟死于国事者为最荣也，尔尚祗服隆恩，永慰冥漠。”
景泰初，奉敕嘉，忠贞可悯，良切朕心，荫其子端仪入监。
八、申祐出生地建衣冠墓一座
《道光思南府志续志》地理门•古迹载：“明御史申祐衣冠墓，在婺城东三十里，瓮溪桥右”，笔者与申祐裔孙实地查看，其衣冠墓位于今火炭丫西面一座小山上，当地称地名狮子口。
土木死难人员同样在其家乡建衣冠墓的有：黄养正，《温州府志》载养正名蒙以，字行潮光子，正统己巳之变，先事陈谏，弗从，扈驾次土木，也先冲逼行营，臣属惊怖。养正独卫护弗避，及驾北狩死之，衣冠归葬；王尚文，《陕西省商州志》尚文正统丙辰进士，授户部主事，土木之难，扈从死之，葬其衣冠。
